對話幣安趙長鵬:在加密貨幣的中間地帶

鏈習生/2021-06-01/ 分類:活動/閱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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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中心化,但不完全去中心化。 ...
文 | 段旭
編輯 | 程曼祺
最近一年的大多數時間中,趙長鵬會待在新加坡一個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房間里,以在線形式對外聯系。
在這個彈丸之國的狹窄空間,這位 44 歲的加拿大華人遠程掌管著一家千億美元估值的公司 [1]。在線上虛擬世界,趙長鵬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 CZ,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(Binance)的創始人兼 CEO。
疫情前,趙長鵬是在四處遷徙的狀態下遙控著幣安。從日本、馬耳他、烏干達再到新加坡,他游走在加密貨幣政策相對寬松的國家和地區,見面對象包括當地從業者和政府官員,比如烏干達總統和馬耳他總理。
疫情后,他停在了新加坡,以線上會議連接著分布在全球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3000 名幣安成員。他為這種新狀態添置了一個 “大型設備”——一塊綠幕。當有正式線上活動時,他會站到綠幕前,抹掉房間的真實環境,換上一幅帶有明黃色幣安 logo 的虛擬背景。
一手創立幣安,在加密貨幣世界擁有巨大能量的趙長鵬,并沒有這個領域創業者的典型人設,他不是堅定的信仰者或狂熱的布道者。
他的特點是 “缺乏特點”。趙長鵬留著寸頭,身材不高不矮、不胖不瘦。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,在區塊鏈行業內,他是那個走在中間的人。
他最初被加密貨幣的自由度吸引,自從 2014 年賣掉上海的房子買了比特幣后,他就逐步把大部分個人資產轉移到了加密貨幣上。據他稱,加密貨幣資產占他個人財富的比例現在是 99%。他再也沒買過房子等固定資產,因為 “流動性太差”。
另一方面,看重自由和流動性的趙長鵬也積極看待政府對加密貨幣的監管。他稱自己絕不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,他無法想象沒有政府和警察,社會會如何運轉,人群將如何自保。
趙長鵬創立的幣安也是一個中間產物。
幣安不是典型的公司。它沒有總部,沒有辦公室。分布于全球的近 3000 名成員均在家辦公。一名幣安員工說,他的入職手續都是飛到 HR 所在的城市,在 HR 家里辦的。
但幣安也不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區組織,它依然有 CEO 趙長鵬,有高管職位和匯報關系。它同時使用 OKR 和 KPI 兩套任務考核體系,確定 OKR 時,趙長鵬會先定自己的 OKR,其他人再拆趙長鵬的 OKR——和多數使用 OKR 的互聯網公司一樣。
中間路線和對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后,有趙長鵬的實用主義。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,堅定還是搖擺——他不太看重這些有區塊鏈特色的評價維度。他對很多事情的判斷標準是:是否合理、有好處、有必要。
比如在社交媒體上,雖然有悖于自己 “不愛出頭露面” 的本性,趙長鵬卻非常活躍,因為這能幫他與用戶溝通。他在 Twitter 上有 260 萬粉絲,比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還多 70 萬。
為了推廣幣安在去中心化金融(Decentralized Finance,下稱 DeFi)[2] 上的關鍵布局 BSC (Binance Smart Chain,幣安智能鏈,下稱 BSC),趙長鵬有時甚至會故意去懟以太坊——外界認為 BSC 對標以太坊。“在 BSC 比以太坊小時,這對 BSC 有好處。”
以合理、務實和有用的標準去行動,趙長鵬也沒那么執著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本身。他在 2014 年賣房買幣進入行業,看起來姿態堅決。但在 2015~ 2017 年的行情低迷期,他一度離開加密貨幣領域,進入了當時很熱門的文化品交易行業,做了一家給郵幣卡(郵票、錢幣和電話卡等收藏品)提供交易系統的公司。
從結果看,對加密貨幣的不完全堅定并不影響趙長鵬和幣安在這個領域的成功。趙長鵬認為,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核心競爭力和過往的類似產品無異,還是服務好用戶。務實、兼容、多元的風格,能幫他們服務盡可能多的全球用戶。
在加密貨幣新一輪的牛市和震蕩背景中,我們與趙長鵬聊了比特幣的行情和價值、幣安的業務轉型和組織管理、他對行業監管的觀察和復雜環境中他自身的狀態。
1989 年,12 歲的趙長鵬離開出生地中國江蘇,隨家人移民加拿大溫哥華。很多事情在當時埋下伏筆。中學時代,趙長鵬當了 4 年排球校隊隊長,他說自己在場上更像粘合劑——個子不是最高,攻擊力不是最強,他 “不是殺球的那個人”,他負責協調全場。
1
“比特幣是一個新技術平臺而不是某個資產”
《晚點》:4 月中旬以來,比特幣從接近 65000 美元的高點下跌,一度低至 30000 美元,你怎么看這種巨大的波動性?
趙長鵬:市場有大漲幅就會有大跌幅,很正常。我還有我周圍的人都沒有特別在意。
《晚點》:今年 2 月比特幣價格突破 5 萬美元后,你曾在 Twitter 上說:“比特幣的 5 萬美元是新的 1 萬美元,如果現在不買就等著后悔。” 為何如此看好比特幣?
趙長鵬:我從來沒有在推特上預判過比特幣的價格。但現在這個行業還非常初期,全球大概只有 1%~ 2% 的人有數字貨幣。從這個角度看,應該還有 50 倍到 100 倍的發展空間。
《晚點》:一種普遍觀點是,美元超發是去年下半年啟動的這輪牛市的重要推力,比特幣漲不是因為自己多好,而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。你怎么看這輪牛市的原因?
趙長鵬:美國印鈔對加密貨幣確實有很大貢獻。42% 的美元都是去年印的,拿著美元是大大貶值,所以美國很多機構都開始買比特幣了。
也有一些行業內因素,去年的 DeFi (去中心化金融)和今年的 NFT(非同質化代幣) [3] 比較火,有很多創新。另外,去年比特幣挖礦減半 [4] 了,新比特幣出來的速度慢很多。具體哪個影響比較大,沒人能 100% 說清楚。
《晚點》:2017 年的牛市以前,比特幣占加密貨幣總市值的比例維持在 80% 以上,2018 年之后,這一數值開始在 30% 到 70% 之間震蕩,目前略多于 40%。你覺得比特幣的比重接下來會怎么變化?
趙長鵬:長期看,比特幣的比重還會降低。比特幣是第一個數字貨幣,它有網絡效應,就像數字貨幣里的全球儲備貨幣。但比特幣的創新速度不如新項目,遲早會有其他東西蠶食比特幣的份額,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是什么。
《晚點》:包括以太坊和幣安自己發行的 BNB(Binance Coin,幣安發行代幣的名稱)嗎?
趙長鵬:包括它們。以太坊以前有機會,因為比特幣能做的事它都能做,并且有很多創新,社群很活躍。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頸。現在的加密貨幣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幣蠻難。比特幣最去中心化,因為它的創始人不在。
《晚點》:比特幣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怎么定義它。你認為比特幣的實質是什么?一種貨幣,一種資產,還是什么別的東西?
趙長鵬:我覺得比特幣是一套新技術而不是某個東西。互聯網剛出來時,人們會認為互聯網是另外一種溝通渠道,我們有電話、收音機、電視,現在還有了互聯網。但互聯網其實是一個新技術平臺,互聯網上會有互聯網的收音機、視頻和社交媒體。社交媒體是傳統沒有的,電視、收音機是傳統就有的。所以互聯網不是在具體應用層面跟它們并行,互聯網是底層架構。
區塊鏈和比特幣也是底層架構,數字貨幣里會有數字貨幣的貨幣、資產、證券、債券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,這是一個新平臺而不是某個資產。很多人不理解這有多大,一個新平臺出現后,上面會有新版本的傳統的一切,加更多傳統沒有的東西。
《晚點》:但 “各種各樣” 的東西似乎還未出現,區塊鏈領域還沒有殺手級應用,這是為什么?
趙長鵬:一是現在整個數字貨幣行業還非常小眾,所以沒有大眾化的殺手級應用。
第二加密貨幣市場內其實有做得挺好的應用,比如 2017 年的 “首次公開發幣”(Initial Coin Offering)(即公開發行可交易的代幣,類似發行股票),我稱它為 “區塊鏈全球融資”,這是一個殺手級應用。之前創業者是沒有工具去全球融資的。假如你是一個中國小散戶,你也投不進美國早期項目,比如 Uber 、特斯拉。但 “首次公開發幣” 可以,它現在還在用,當然也有很多騙子。最近的 NFT 又是一個新模式,它能讓藝術家或內容創造者更好地把作品變現。這些應用都是傳統金融不支持的。
2
“做點事,把事做好,就可以了”
《晚點》:你是怎么從傳統金融行業跨到加密貨幣的?
趙長鵬:我大概在 2013 年年中讀了比特幣白皮書。了解這個技術后,我覺得它可能會 work(運轉),但去中心化需要社區。這個社區存不存在,人是什么樣的人,我需要見一下。于是 2013 年底,我去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了一個峰會,現在行業里的大佬,包括 Vitalik 等,當時都在峰會里。
去了之后發現這一幫小孩非常真誠,也非常努力。當時有一個人為了教我用錢包,就轉了一些幣給我,學會后,我說我把幣轉回給你吧,他說不用,你留著吧,你可以用這個幣去教下一個人。我看了一下,大概就三百美元,幾千塊人民幣,不是很多,但也不少。他們這幫人真不是出來騙錢,不是報紙上說的販毒老大,他們就是一幫技術小孩。
會開完在機場準備離開時,我就說我要賣房買比特幣,而且要辭職,100% 加入這個行業,不管干嘛,寫代碼也行。
《晚點》:對一個新機會感興趣,需要做到賣房這一步嗎?
趙長鵬:我那時就這么點錢,就不要再分散了,年輕,全部放在一個地方。我從不跟別人說你 all in,但我自己能承擔風險。最壞的情況就是做兩年,比特幣歸零,我再回銀行工作就行了。
《晚點》:2014 買的比特幣后來拿住了嗎?加密貨幣在那之后不久就進入了熊市。
趙長鵬:還好一直拿住了。我記得我把房子賣了后不到 1 年,上海房價就翻了一倍,比特幣跌到原來三分之一,等于差了六倍。當時內心是有壓力的,是所有人都錯了,還是就我一個人錯了?大概率是我一個人錯了。但我怎么也看不懂為什么會錯,因為我覺得這是未來。回頭看,2001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,亞馬遜、eBay,包括谷歌當時也跌了 98%。大家都經歷過那個階段。
《晚點》:這種把區塊鏈類比成互聯網的想法,是你當時就有的還是事后總結的?
趙長鵬:說實話是后來想到的,人在當局是看不清的。我當時只是想,這個東西還要熬多久,五年、十年?但還好,也就熬了兩年多。
《晚點》:你現在如何配置個人資產?你有再買房子等固定資產嗎 ?
趙長鵬:我基本上 99% 是加密貨幣,應該都在 BNB 上,只有一小部分是比特幣。我現在沒有買房,房子流動性太差。
《晚點》:你 2014 年入行時的態度很堅決,但創立幣安前的 2015 年到 2017 年之間,你曾離開加密貨幣行業,做了給郵幣卡(郵票、錢幣和電話卡等收藏品)提供交易系統的比捷科技,為什么中途去做這個?
趙長鵬:比捷本來想自己在日本做數字貨幣交易所,但發現只懂技術不懂日語很難做。后面中國的郵幣卡很火,就有人找上門問能不能提供,我們說你愿意付錢我們就賣。到 2017 年 5 月之前,我們都沒想過做交易所。
《晚點》:2017 年 5 月發生了什么,為什么又回來了?
趙長鵬:最直接的是覺得一波行情要來了,行業里需要這個,而且交易平臺是我的擅長。
更長遠地看,我覺得人類歷史上,任何時候我們能提高一個東西的自由度,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時,文明都有很大進步。我覺得未來幾十年內,金錢的自由度會變得更高,同時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,甚至變高,這是幣安想做的。我們想為這個行業提供一些基礎架構服務。
《晚點》:區塊鏈技術能讓金錢流動更自由、更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去中心化特點。你從 2014 年入行到創立幣安,都是在錢包、交易所等行業里的中心化公司,為什么不直接做基于區塊鏈網絡的去中心化項目?
趙長鵬:我覺得人要找三個東西的結合,一是自己會什么,二是自己喜歡什么,三是這個東西對別人有沒有價值。不是每個人都特別懂芯片,都知道怎么挖礦,都熟悉數學算法區塊鏈。我的經歷一直在交易系統這邊,對我來說最合理的就是繼續做交易平臺。
《晚點》:交易平臺也可以做成去中心化形式的。近期你曾說,未來五到十年內,去中心化交易所會戰勝中心化交易所。看起來你的想法又變了?
趙長鵬:去中心化交易所確實發展很快,但直到現在,它的交易量和安全系數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異,對大部分新手用戶有門檻。
當然,你在水里就能感受到浪的方向。DeFi 的確給幣安主站帶來了壓力。我比更早期時更看好去中心化方向了,我認為這是未來。
《晚點》:區塊鏈行業不少人有始終如一的價值觀和方向選擇,比如有人執著于去中心化,有人執著于把比特幣用到支付上,有人看重提升效率;你似乎更偏實用主義,選擇隨形勢變化。這會被一些人視為不夠堅定,你怎么看自己的這種特點?
趙長鵬:一個行業要允許不同想法、不同特質的人共存。我覺得不管選擇是什么,為行業做點事,把事做好,就可以了。
3
“如果 2018 年再繼續漲,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”
《晚點》:幣安從成立 6 個月后到現在,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。你認為幣安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?
趙長鵬:還是因為我們一直堅持以用戶為核心吧。這體現在一些長、短期利益博弈上,例如上幣時的選擇和產品功能設計。
我們還拿出了所有交易費收入的 10% 放到 SAFU (Secure Asset Fund for Users,投資者保護基金)里,以保護用戶利益和應對極端情況。
《晚點》:現在行情劇烈波動時,幣安、Coinbase 和火幣等交易所仍會出現卡頓、宕機、“因流量暴增暫停提幣” 等情況。一些人認為,表面的故障背后是交易所在操縱。
趙長鵬:以幣安當今的交易量來看,手續費收益就不少了,不需要通過操縱什么掙短期的錢。聰明人會保護長期的信任。
《晚點》:你們不缺人和錢,為什么一直沒解決宕機、卡頓等問題?
趙長鵬:這不是那么簡單。對系統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戶經常說,你多買服務器不就解決了嗎?花錢能解決的問題,我們早花錢了。
傳統交易所,如上交所、紐交所都是散戶把訂單交給券商,券商再把訂單合起來給交易所,交易所只服務幾百個券商。我們是全世界幾百萬用戶直接到交易所,我覺得我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撮合市場,架構壓力完全不一樣。這不是平行加服務器就能解決的。我們要做到的,是把波音 838 變大十倍,但它還是單獨一架飛機,還能飛,這比較難。
現階段的成長完全超出我們 2018 年的預期,我們還在做多種優化,但繼續往下漲,可能還會碰到一些磕磕碰碰。
《晚點》:具體哪方面超出預期?
趙長鵬:主要是用戶數,遠遠超出了預期。2017 年比特幣的峰值是兩萬美元,前段時間到五萬多美元,漲了 2.5 倍,但活躍用戶數卻漲了二十倍。當時已照著五倍、十倍去擴了,還是扛不住。
《晚點》:你之前提到機構入場是這一輪牛市的特點,你們機構用戶的增長情況如何?能觀察到中國機構力量的入場嗎?
趙長鵬:總的機構數據是指數性增長的,特別是過去半年。在整個市場中,中國機構占比不大。美國機構大概占市場的百分之八九十,中國反過來,散戶占百分之八九十,中國幾個億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個賬號。
《晚點》:你們怎么吸引機構用戶?
趙長鵬:機構交易對 API 、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戶完全不一樣。舉個例子,機構都是團隊操作,有老板、組長、小團隊,每個人有不同權限,我們叫子賬號功能。這些功能 2017 年沒幾個交易所有,我們也沒有,現在我們都有了。
《晚點》:什么時候開始做這些準備的?
趙長鵬:子賬號是在 2018 年底左右,那時是熊市。其實當時主要就在練內功,我們那時的核心撮合比較快,但周邊系統不夠,2017 年成長太快,跟不上。當時就擔心,如果 2018 年來一股非常牛的牛市,幣安會很卡,我們反而可能丟掉領先地位。
所以 2018 年,我跟內部的溝通全部是提高性能、擴大系統,牛市會來,不用擔心。我個人之前經歷過熊市,當時的心理素質已非常好了。
《晚點》:所以 2018 年初開始的熊市,對幣安來說反而是一個有利外部環境?
趙長鵬:是,如果那時再繼續漲,我們扛不住了,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。
《晚點》:你們對未來增長的預測是?會提前做哪些準備?
趙長鵬:我們完全沒法預知未來。但我們判斷用戶量大概率還會上漲,我們至少要先準備好擴容性。有可能不發生,那我們就浪費點錢,問題不大;但是發生,我們不能浪費機會。
《晚點》:現在很多新用戶涌進加密貨幣市場。他們的風險意識和交易技術可能都不好, 但幣安、火幣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杠桿,杠桿很容易虧錢。你們怎么處理這個問題?
趙長鵬:幣安應該是所有數字貨幣交易所里唯一有 “負責交易程序” 的,我們叫 responsible trading program。第一個,如果一個散戶來玩我們的期貨或期權,我們會問他兩個問題:第一,你覺得有多大幾率會賠錢?他如果寫低于 50%,我們不讓他玩,你心態就不對;第二,如果賠錢了,他覺得是誰的責任?他如果覺得是別人的責任,是幣安的責任,那你別玩,你去玩現貨。
第二個,如果是一個新的散戶,他賠錢到一定程度時,我們系統會告訴他不要再交易了,阻止他交易 48 小時。我相信我們是唯一一個阻止用戶交易的交易平臺。
《晚點》:你們一共阻止過多少人?阻止的代價是什么?
趙長鵬:數據我倒沒有,應該不少人,但這對我們的收入不會有太大損失。因為這種用戶,他只會傷自己,不會特別幫我們。受傷之后,他還是會停,只是早停晚停。我們讓他早停一天,他少輸點錢,我們少賺幾十塊手續費沒關系,我們保留長期用戶。他學會了怎么賺錢,我們的收入會更多。
《晚點》:交易所用戶特別關心托管在你們這兒的資產是否安全。掌管 OKEx 交易所錢包秘鑰的徐明星被調查時,就曾導致用戶大規模恐慌逃離。你們是怎么管錢包秘鑰的?
趙長鵬:幣安現在完全是用多重簽名機制,很早就不依賴單個人了。我們最大的錢包需要 15 個人中的 7 個人簽名。這些人是誰,他們互相都不知道,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誰。而且我和幣安所有公開對外的人都不在簽名名單里。幣安提幣跟我完全沒關系,我想偷幣都偷不走。
《晚點》:但這個機制還是需要有人在中間協調,是嗎?這會不會帶來一些風險?
趙長鵬:全部用工具。管錢包的人的軟件里會彈出需要處理的任務。做運營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錢包的是誰。
《晚點》:怎么保證多重簽名名單里的人相互不串聯?
趙長鵬:他們從幣安得到的待遇相對高,我們先把他想偷的意愿去掉。而且光一個人想偷也不行,他要勾結大概 8、9 個人。他去打聽其他人是誰時,非常容易泄露。如果有人出事了也沒關系。軟件可以把人移出,把新人加進來。
我們會選有一定熟悉度,穩定可靠、有家庭有小孩的人,單身感覺不那么穩定。位置上全球分布,只要有互聯網就行,但不能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,防止地震、洪水、斷網。現在全球大概只有一個國家沒有互聯網了。
4
“你說我抄了奔馳,但我車速比他快 10 倍”
《晚點》:在現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之外,你們的新方向是去中心化金融,這塊的整體進展如何?
趙長鵬:BSC 的日交易量現在超過以太坊大概四、五倍了,有了幾百個生態項目,但 BSC 才推出 9 個多月,它起來得比我們想象得還快。除了 BSC,我們還在做 DEX(Decentralized Exchange,去中心化交易所),我們也投了很多以太坊、波卡生態的項目。
《晚點》:其實以太坊上也可以做去中心化金融,比如現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 就是以太坊生態項目,你們為什么不用現成的東西,而是在去年 9 月推出了 BSC?
趙長鵬:我解釋一下,BSC 不是我們做的。我們之前自己做 BNB 時慢慢跟社區有很多合作。所以到 BSC 時,是社區里一幫人過來說他們要做一個智能合約鏈,跟以太坊接近,希望我們給一筆資金。他們愿意把 BNB 作為這個鏈的主幣,之后這個鏈上的任何交易都會用到 BNB,這對幣安是好事,因為我們是 BNB 的最大持有者。
所以 BSC 我參與度很低,這是一個社區項目,只是開發者不太愿意露面,其實我啥也沒做,沒那個能力。
《晚點》:幣安對 BNB 的集中持有和 BSC 宣稱的去中心化社區方向沒有沖突嗎?
趙長鵬:這有兩個部分。BNB 是不是非常集中?是的。但這是我們通過服務賺來的手續費。我們最早發行 BNB 時,給團隊留了 40%,但因為幣安很快就達到了盈利點,所以我們從來沒花過也沒賣過這部分幣,并承諾之后把這部分全部銷毀。這跟其他發幣機制不太一樣,大家可以考慮我們是不是過于中心化。
第二,BSC 完全去中心化后,價值才更大,整個 BNB 的市值會更高,吸引用戶的網絡效應也更大。所以從利益驅動上,我們想要去中心化,我們也在這么做。
另外,如果有一個中心化組織持很多幣,這不是壞事,我們不會傷害社區和砸盤,這需要巨大成本,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。
《晚點》:有人會覺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區塊鏈項目狀態,它比較分散,其創始人 Vitalik 也沒有持有太多以太坊,這會是 BSC 想發展的方向嗎?
趙長鵬:我們的理解不是這樣。可能很多人覺得這個幣里,每個人都有一點點比較公平。但如果只有小魚進來,沒有鯨魚進來,那可能只有一個原因,大機構不看好。
大概 2017 年時,Vitalik 把一部分以太坊賣了 3000 萬美元,這可能代表他特別公平,也可能代表那時他比較看重美元。
我們為什么不愿意拿美元,愿意拿 BNB?這代表我們有信心。
《晚點》:外界認為 BSC 是對標以太坊的,你怎么看二者的競爭?
趙長鵬:我不覺得 BSC 跟以太坊有競爭。現在用以太坊跟用 BSC 的人群不太一樣。
有些人更喜歡以太坊,因為 Vitalik 拿幣比較少,更去中心化等等。但他們手續費比較貴,說實話是非常貴。轉一筆賬要收 10 美元,用一次復雜點的合約,要上百美元。除非你一次做百萬級的交易,不然沒法付手續費。
而在東南亞、印度和非洲,還有很多金字塔底層的用戶,他們人數很多,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更便宜的網絡,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進入區塊鏈。
BSC 起來后,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沒有變少,但也不再增長,這是因為它碰到了技術瓶頸,網絡最高承載量就是每秒 15 到 20 筆。我們慢慢變多,因為我們還沒碰到上限。所以不存在競爭,只是他們不能服務的用戶我們現在可以服務了。
《晚點》:以太坊社區不能讓技術再進化嗎?
趙長鵬:肯定可以,但這需要時間。他們跟 BSC 的定位不一樣,它要能在幾百萬個賬本上完全同步,同時每秒處理幾百萬單,這個技術門檻蠻高,幾年內蠻難解決。
最近我看 Vitalik 發推特比較少,他應該在閉關。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決這個問題,這樣整個行業又會變大。
《晚點》:BSC 比以太坊快和便宜,是因為需要同步賬本的節點少很多,是嗎?
趙長鵬:這是一方面,我們有 21 個節點。另外我們的節點也比較大,機器性能比較高,在架構上也做了一些改變。
很多人說 BSC 沒有創新,只是抄了以太坊,其實性能提升幾十、幾百倍就是一個創新。你說我抄了奔馳,但我車速比它快十倍,那是不是一個創新 ?
5
“去中心化是灰度的,不是黑白的”
《晚點》:近期各國政府對加密貨幣有一些不同表態——有的政府對加密貨幣很開放;有的政府偏嚴厲;還有政府在把加密貨幣納入現有監管體系,如近日有消息稱美國貨幣監理署(OCC)、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正考慮成立一個加密貨幣監管的 “跨部門小組”。你覺得各國態度會如何影響全球區塊鏈行業格局?
趙長鵬:抱歉,我不會公開評論具體監管機構及他們的政策,但幣安一定在積極與全球監管機構溝通。目前每個國家的條款都不太一樣,這是好事,可以看到哪些條款更有利于發展,可以有多個參考物。
《晚點》:從你們的接觸情況看,各國共同關注的內容有哪些?政府有些什么常見想法和認知?
趙長鵬:兩三年前我們去溝通時,大家都問這個東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。現在這么說會比較丟臉,好像沒有常識。現在他們比較在意怎么防洗錢和犯罪。其實區塊鏈上的數據是透明的,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蹤。有些地方的監管反而在推這個東西,他們突然理解,區塊鏈和加密貨幣不是讓你更失控,而是讓你控制得更細。
《晚點》:政府的合規訴求會如何影響加密貨幣?自由度被認為是加密貨幣的一個主要新價值。
趙長鵬:自由度和合規有一定關系,但并不沖突。
我覺得合規還是很重要的。區塊鏈、數字貨幣行業里有一幫人是極端自由主義的,他們希望不要政府,也不要警察,就一幫人自己生活。我不覺得人類可以文明到那個程度,在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和警察的社會,每個人怎么自保,全部請私家保安?
我們還是需要一些規矩,說白了,還是需要一些監管。
但如果等人把規矩全部定出來之后再開始做這個行業,可能也不太對,因為規矩都是先做一段時間才摸索出來的。監管需要案例,在一個還沒有的行業里告訴你能做這個,不能做這個,讓這個行業去發展,這不可能。
《晚點》:什么類型的政府對加密貨幣更積極,跟國家大小有關還是跟經濟類型有關?
趙長鵬:我個人感覺,前幾年是小國,因為大國比較復雜。中美這種大國,如果規矩定得不夠細,就有很多人鉆空子。但行業初期,你又很難定得特別細。但比如百慕達,整個國家就七萬人,跟上海一個小區差不多,他不需要規定,就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看,他看得過來。而且小國不太需要保護自己的貨幣,他們不太在乎沖擊,反而認為這個東西能幫他們在新領域,比如金融科技上領先。
現在有點兒反過來了,幾個大國在競爭。如果中國想讓人民幣變成全球基礎貨幣,你發個央行數字貨幣,這個東西被接受,可能是非常有幫助的。
《晚點》:你覺得各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真正的區塊鏈應用嗎?
趙長鵬:這里就非常微妙了。目前多數央行發的第一版數字貨幣還是相對中心化的,它有一個發行方,這個發行方可以增發,可以控制整個網絡,也可以拒絕一些交易。它的確用了區塊鏈技術,但它的多數節點沒有公開。你說它是區塊鏈,也是,你說它不是,也不是。但我覺得不用那么糾結定義。去中心化本身也是灰度的,不是黑白的。比如你特別去中心化,但手續費特別貴,這就不那么易用,這里面有很細的權衡。
最后還是看是不是足夠安全、易用和自由。如果這幾個高,就會被很多人用;如果低,除非硬逼人用,但逼人太難了。
《晚點》:央行數字貨幣會對比特幣等沒有政府背書的數字貨幣產生什么影響?
趙長鵬:目前來看這是兩個體系,相互沒什么影響。不過如果未來有相互兼容的機會的話,應該會催生神奇的反應。
6
“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”
《晚點》:幣安沒有總部,員工全部在家辦公,你們怎么保證運轉?
趙長鵬:我們現在 3000 人不到,分布在全球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。日常會以各種辦公軟件遠程協作,比如 Google Docs、 Google Meet 等。
《晚點》:有人會要求用數字貨幣來發工資嗎?
趙長鵬:最近比較多。因為今年 BNB 漲得比較高。
《晚點》:你們怎么交稅?
趙長鵬:每個人付自己該付的個人所得稅,然后所有公司(幣安在多國有不同的注冊實體)需要付公司注冊地的稅。如果你是一個社區,就不一定要付稅,以太坊社區就沒有付稅的概念,但公司有。
《晚點》:描述聊幣安時,你用的是 “公司” 這個詞,所以你們還是個公司?
趙長鵬:我們內部基本上從來不用公司這個詞,只是跟您聊時我用這個詞,因為比較好理解。我們內部用的是 “組織”。我們一般也不太用員工這個詞,叫團隊成員。
公司的很多傳統幣安都沒有。我們不需要總部和辦公室,不需要在某一個地方注冊。但是我們可以讓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。我們之間有信任和獎勵機制。
《晚點》:據我們了解,幣安在同時使用 OKR 和 KPI,這是中心化公司最常用的管理手段。
趙長鵬:有目標不代表是中心化。
《晚點》:幣安發展到現在,你的角色有什么變化?
趙長鵬:現在很多事情我不會自己做了,自己做效率非常低。比如以前市場活動有時會問我審批,現在 300 萬美元以下的市場花費我基本不用介入。
現在我在幣安最大的價值就是凝聚團隊,把強的人吸住,把外部精英拉進來。所以我最近就是整天打電話,花很多時間聊天。
《晚點》:你也花了不少時間在社交媒體上,你發 Twitter 挺頻繁。
趙長鵬:推特對我來說是跟社區互動的工具。我在推特上說話會幫我們做一些推廣,它還會幫我了解社區的抱怨或情緒。
其實我不太喜歡出頭露面,但為了推廣 BNB、BSC,有時也會懟懟以太坊的人,故意攪合一下,這種小技巧也用。他們罵回來也不一定是壞事,兩人對罵圍著一圈人看,BSC 比以太坊小的時候,這對我們有好處。
《晚點》:你對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判斷,似乎都是出于合理性和利益考慮,覺得有好處就會做。
趙長鵬:我有幾個責任:我帶領一個團隊,要把工作做好,把整件事做大。這都不一定是責任,這是我的使命,我現在活著就是為了做件事。
雖然不是細分的每一個工作我都喜歡,但我特別喜歡這件事整體的使命感。基于這個考慮,我可以把自己抽象到一個程度,我該做什么就做什么,心情非常平靜,沒有特別激動的時候,也沒有特別悲哀的時候。
《晚點》:這種平靜的狀態怎么形成的?
趙長鵬:從比較小時候就是這樣,我性格一直非常平穩,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。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大吼大叫過,包括某次幣安被盜丟幣時。
《晚點》:在創立幣安之前,你就換過很多地方,在江蘇待到 12 歲,后和家人去了溫哥華,在東京、紐約工作,在上海創業,這種長期遷徙的生活對你有什么影響?
趙長鵬:我很喜歡很多不同文化混在一起,這對幣安能夠做得比較全球化有很大幫助。
我最開始被比特幣吸引也和這個有關。以前我從東京工作完去紐約時,發現把錢轉過去很麻煩而且手續費很貴。比特幣就沒有這個問題,我很容易理解,自由度變高了,費用也降低了。
《晚點》:在你待過的地方中,對你性格、想法影響比較大的是哪兒?
趙長鵬: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。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,有各種民族、國籍的人。其實從大陸出去的那幫小孩一般還是跟大陸小孩一起玩,我比較例外,我當時一直在打排球,中學 5 年,有 4 年我是校隊隊長。校隊里各種各樣的人都有,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、韓國朋友、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。我有些中國朋友會抱怨種族歧視,但我從來感覺不到。
《晚點》:你以前在球場上是什么風格?好勝、犀利的,還是帶著大家一起打?
趙長鵬:其實排球隊長是一個黏合劑的概念。他一般是二傳,負責組織協調整個場上,并不一定是攻擊力最強的人。我們團隊有好幾個個子比我高,長得比我壯,跳得比我高,殺球比較狠。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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